EP.017 《The Technological Republic》1/3
隱形的征服：科技如何重塑權力與民主
寫在前面
在今天這個科技力量迅速成長的時代，我們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在新產品、新應用或新突破上，卻很少停下來思考一個更根本的問題：「這些技術，正在以什麼樣的方式改變我們的社會、重塑我們的國家、甚至悄悄重寫我們理解權力與自由的方式？」
《The Technological Republic》正是一本針對這些深層問題提出警告與呼籲的書。
兩位作者Alexander C. Karp與Nicholas W. Zamiska在書中並不只是批評科技公司的濫權，更試圖帶領讀者看見一個更宏觀的現象：科技力量的無聲擴張，已經成為現代民主制度的一大隱憂。
如果我們繼續將科技視為中立而無害的工具，而不重新思考它在資訊流動、公共討論與國家治理中的角色，那麼未來自由社會的基礎將可能不知不覺間被侵蝕殆盡。
這次的閱讀筆記共有三篇，我會試著用白話而忠實的方式，呈現書中的幾個重要觀點的核心思路。希望能夠幫助讀者，不只是了解書中的論點，更能引發自己對未來社會結構與民主價值的重新思考。
作者介紹
Alexander C. Karp是知名科技公司Palantir Technologies的共同創辦人兼執行長，他長期關注科技、社會與政治權力之間的交互作用。
與一般矽谷企業家不同，Karp以其哲學與社會科學背景著稱，曾在法蘭克福大學取得哲學博士學位，研究方向包括法蘭克福學派及批判理論。這使他在討論科技議題時，具有更深層的政治與文化敏感度。
在《The Technological Republic》中，Karp結合自身在科技產業第一線的經驗，提出了對現代科技與民主體制關係的深刻剖析。
Nicholas W. Zamiska 則是一位經驗豐富的記者與編輯，曾任職於《華爾街日報》等國際媒體，擅長以嚴謹筆法呈現複雜的社會與科技議題。
他在本書中主要協助整合與深化論述，讓Karp的思想能夠以更有結構、兼具理論與實務感的方式展現出來。
兩位作者結合產業實戰與深厚的人文社會視角，讓《The Technological Republic》成為一本兼具警世性與建設性的現代政治評論之作。
一、科技如何無聲侵蝕國家主權
在《The Technological Republic》裡，作者Alexander C. Karp一開始就拋出一個令人深思的觀點：
科技不只是工具，它已經成為一種新型態的權力力量。這種力量以極其隱微、日常的方式，正一步步侵蝕我們傳統理解中屬於國家的主權。
從冷戰時期的矽谷說起，Karp回顧了那個時代的科技與國家關係。
那時，科技進步與國家使命密不可分，從核防禦到登月計畫，技術人員與科學家們是在清楚意識到公共目標的重要性之下工作。科技創新，不只是追求效能或市場機會，更是為了維護國家利益與民主社會的穩定。
國防部、航太總署這些機構，不只是資助了許多基礎研究，也在技術應用上設定了明確的公共導向。但到了今天，情況已經截然不同。
隨著冷戰結束，技術領域失去了明確的國家目標指引。私人企業成為技術推進的主體，商業化邏輯逐漸取代了公共責任感。
技術發展從服務於國家與社會轉向了服務於股東和市場。Karp形容，原本連結公共目標與技術力量的機構開始萎縮，留下了一個空洞，而這個空洞，如今是由對股東負責、而非對公民負責的企業所填補。
這種轉變，帶來了極其深遠的後果。過去由國家掌控的功能，如資訊流通的管道、經濟交易的基礎設施、甚至部分國防能力，今天越來越多地掌握在大型科技公司手中。
像是社群平台主導了人們的言論與資訊接觸，雲端服務成為經濟運作的基礎骨架，人工智慧與資安技術則在國防領域佔據關鍵地位。
然而這些變化並不是透過公開的政治程序完成的。
沒有全民辯論，沒有立法機關的授權，甚至沒有清楚的社會共識。技術力量的轉移，是在每天點擊「同意」使用條款的無數瞬間，在默默滑動手機螢幕、接受推播新聞、上傳個人資料的過程中，悄悄發生的。
Karp提醒我們，真正深刻的主權轉變，往往不是伴隨著槍砲與革命，而是像地質變動一樣，慢慢而持久地改變我們所站立的地面。
這種無聲的主權侵蝕，最大的危險就在於它的不可見性。我們仍然生活在表面上自由民主的社會裡，仍然可以投票、抗議、發表意見。但這些行為越來越多地被嵌入一個由私營平台設定規則的資訊結構之中。
而這些平台的規則制定，不是經由憲法程序，也不是經由公共討論，而是根據企業自身的營運考量和商業利益決定的。
Karp指出，當資訊流的控制權從公共體系轉移到私人企業時，民主制度的基礎便遭到動搖。
傳統民主的運作假設是：人民通過自由流通的資訊做出理性選擇，進而影響政策與社會方向。但如果資訊流本身已被重新塑造、篩選、排序，那麼人民所接觸到的世界，也已被預先編輯過，選擇的自由與行動的自由將變得越來越形式化，失去真正的實質意義。
而這種技術權力的轉移，不只發生在資訊領域。經濟層面同樣如此。
現代的雲端運算平台、數位支付系統、資料儲存服務，這些支撐整個社會運作的基礎設施，已由少數幾間科技巨頭掌控。當一個國家的銀行、醫療系統、交通網絡，都建築在由少數私營公司控制的技術平台上時，國家的自主性就變得極其脆弱。
在國防與安全領域，情況更加複雜。人工智慧演算法、網路戰技術、監控系統等關鍵技術的開發，越來越依賴私部門。政府往往無法自行開發或掌握這些最前沿的技術，只能透過採購、合作或授權來間接使用。
當國家安全仰賴私營企業供應鏈時，這些企業的商業決策、國際佈局，甚至單純的營運考量，都可能直接影響到國家層級的安全穩定。
簡單來說，Karp在書中反覆提到的一個問題是：
當一個社會的資訊溝通工具、經濟基礎設施與防衛系統，主要由政治體制無法直接干預的私人力量掌控時，我們還能說這個社會擁有真正的主權嗎？
而他所提出的答案，並不樂觀。
如果沒有有效的公共監督與制度性制衡，科技力量的增長將不會自動帶來社會福祉，反而更可能導致民主制度的空洞化與社會的不平等加劇。
自由社會的存續，從來不只是靠選舉和憲法文本，而是靠資訊流動的自由性、公共辯論的開放性，以及國家對核心基礎設施的基本掌握。
因此Karp呼籲，我們必須重新正視科技力量帶來的權力轉移，必須認識到，技術平台不只是中立的服務提供者，它們已經成為實質上的治理機構。
如果我們繼續無視這一點，繼續把科技視為單純的效率工具而不思考其政治性後果，那麼未來我們所面對的，將不只是失控的科技，而是失控的社會本身。
二、技術中立的神話與隱藏的權力
書中強烈質疑了一個長久以來支配科技產業思維的概念——那就是「技術是中立的」。
在許多科技公司或平台發言人中，這種說法幾乎成了標準語句：我們只是建造工具，用戶如何使用不關我們的事。演算法只是效率優化，平台只是中立載體。
然而，Karp認為這種中立神話本身，就是一種掩蓋權力運作的技巧。
他指出，當我們說一個系統是「中立」的時候，通常只是因為我們看不到它背後的選擇和權衡。但每一個科技系統——從社群平台的資訊推薦演算法，到搜尋引擎的排序邏輯，再到資料收集和處理的範圍設定——都必然涉及價值判斷。
是誰決定什麼資訊該被優先呈現？
是誰定義了「有害內容」的標準？
又是誰界定哪些行為被默許，哪些行為被懲罰？
這些問題，都不是純粹技術性的，它們每一個，都是政治性的選擇。
Karp提醒我們，今天的資訊架構，就像過去的法律、稅制或軍事體系一樣，實質上構成了權力的分配方式。
不同的是，資訊架構通常披著技術中立的外衣，讓人難以察覺其政治性。他警告我們，當影響力以看不見的方式施加時，抵抗的機會也隨之減少。
我們以為自己在自由地選擇觀看、閱讀、思考什麼，但實際上，我們接觸到的內容早已被一套無形的規則過濾和塑形。而這樣的隱性權力，比起傳統政權的明面審查來得更難以對抗。
過去，如果政府要禁止某個主張，必須頒布命令、強制封鎖，社會上會產生強烈反彈與抗爭。
但今天，只要一套看似中立的演算法，便能讓某些議題悄悄消失於人們的注意力之外；只要一條模糊的「社群準則」，便可以正當化內容的限流與刪除，而幾乎沒有人意識到這本身就是一種權力的行使。
更重要的是，這些設計背後的標準並不穩定，也不透明。科技公司通常以商業利益為最高考量，隨時根據市場壓力、政治風向或公關需求調整政策。
今天某種言論被允許，明天可能就被打壓，這種無規則、不可預測的管理方式，進一步侵蝕了公民對公共討論空間的信任。
Karp認為，當公共言論的平台由私人企業運營，並且依照自身利益進行調控，而非根據穩定透明的公共原則時，民主社會的基礎便開始動搖。
在這樣的條件下，「共享公民身份」的理念——也就是相信所有人都有平等機會在公共空間發聲並參與討論的理想——也會逐漸被侵蝕。
因此，技術並不是中立的，它從來不是。
真正的問題是，我們是否有意識到這些潛藏於系統背後的權力運作，並且願意要求科技平台負起與其影響力相稱的公共責任。如果我們繼續接受技術中立的幻象，就等於默認一個無聲的、未經授權的統治機制，慢慢取代了公開辯論與民主治理的空間。
Karp的立場很清楚：打破技術中立的迷思，是現代民主社會自我拯救的必要前提。
三、公共負責與民主監管的必要轉向
既然科技力量已經深度滲透到資訊流、經濟基礎設施與公共討論空間，Karp接著提出了最根本的課題：「如何讓科技重新受制於公共利益？」
他的答案是，民主社會必須快速且有系統地展開「公共負責與民主監管」的新工程。
首先，Karp主張，所有重要科技系統的設計與調整，必須重新回到公共討論的框架內。不能再讓平台公司在密室中，依照自身偏好定義言論自由的範圍、操控演算法推薦標準。
未來，每一個關係到資訊流動、資料使用、演算法治理的重大變更，都應該是經過公開討論、有社會參與、有多方檢視的程序，而非單方面的企業決策。
Karp特別強調，沒有公共辯論的治理，不是治理，而只是管理；而管理如果缺乏公民授權，最終就會變成統治。
也就是說，如果我們任由科技平台自行制定規則，缺乏公民監督與授權，這些平台就不再是單純的工具提供者，而是變成了無需負責任的統治者。
其次，他認為科技力量的行使必須正式納入民主程序之中。這不只是呼籲企業自律，而是要求建立制度化的監管機制，包括：設立專責機構審查大型平台與關鍵演算法；要求資料收集、使用、儲存與分享流程完全透明；讓公民社會、學界、獨立監察單位能夠定期審核技術系統的運作影響。
在Karp的構想裡，未來任何執行大規模影響的科技行動（無論是平台內容管理，還是AI模型部署），都應該像核能、金融市場一樣，受到嚴格且持續的公共審查。
最後，也是最關鍵的，Karp指出：資訊控制和演算法決策必須可追溯、可解釋、可挑戰。
這代表，當一個平台推薦或封鎖某個內容時，公民必須能夠知道為什麼；當一個演算法自動化決定貸款申請、醫療資源分配、求職篩選時，公民必須能夠要求查看標準、質疑過程、申訴不公。
沒有這種可審計性（auditability），民主制度就會失去最根本的透明性與可問責性。
總結來說，Karp並不相信科技自動會走向公共善；相反，他認為如果沒有主動設計公共責任機制，科技必然會順著權力與資本的邏輯運行，進一步加深社會不平等與民主空洞化。
因此，他呼籲：共和體制要延續，必須讓我們建造的技術系統，從基礎設計開始，就服從於我們共同的價值觀，而不是讓價值觀被技術架構所重新塑形。
未來的自由，不會自動降臨。
它需要我們主動為每一層資訊架構、每一道資料流程、每一個演算法決策，重新爭取民主與正義的位置。
(未完待續 1/3)